１９７８年、１９８０年，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《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》第一、二辑，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。１９８３年由黄布凡、罗秉芬合作出版了《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》（附译注），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。共收入四篇文献，前三篇（Ｐ.Ｔ.１０５７、Ｐ.Ｔ.１２７、Ｐ.Ｔ.１０４４）选自巴黎出版的《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》，第四篇（India office 56,57）是美国依阿华大学柯蔚南（W.S.Coblin）教授从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复制惠赠给我们的。这四篇文献都出自于我国敦煌千佛洞，１９０７—１９０８年先后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盗走，现分藏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。
这四篇古藏文医学文献中，两篇是医方汇编，两篇是火灸疗法汇编。从书写方式和虚词使用方面看都属于９世纪初叶第二次厘定藏文正字法之前的文献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Ｐ.Ｔ.１０５７号文献的开头处明确提出它是“取自库藏的治疗各种疾病的医方”；而Ｐ.Ｔ.１２７号文献的卷尾处则标明：“本外科手术疗法医方，并非出自库藏，是在搜集所有医方的基础上再结合象雄疗法而写成。”在这两份文献中都提到“库藏”，因此有必要说明其内涵，据藏医史记载，吐蕃的医学文献最早是公元６４１年唐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（？—６５０年）联姻时，从内地带去的医书《医疗大全》（藏文略，现已失传）；其次是当时松赞干布从内地、波斯、印度请去了三位医师，他们三人各自根据自己地方的医术特点合作编著的《无畏武器》（藏文略，现已失传）；再者是公元７１０年金城公主进藏时带去的医书，经翻译整理而成的《月王药诊》（藏文略），系藏族现存最古的一部医典。以上这些医典是由官方组织翻译或编著而成的，并加以统一收藏，故称“库藏”。而我们在这里向读者提供的敦煌医学文献提到出自“库藏”或并非出自“库藏”，这就说明它们与“库藏”中的医典同时并存，甚至早于“库藏” 流传于民间，正如Ｐ.Ｔ.１２７号文献中提到的，“是在搜集所有医方的基础上，再结合象雄疗法而写成”。文中提到的象雄正是西藏古文化的发祥地。因此，西藏自治区藏医院院长强巴赤列先生认为这些敦煌古藏医文献早于８世纪成书的《四部医典》（藏文略），并指出《四部医典》一书有部分章节是承袭敦煌古藏医文献而来的，例如有关火灸疗术的一章就是继承了Ｐ.Ｔ.１２７、１０４４两份文献的“火灸疗法”的基本医方内容。根据以上的分析，我们可以推断上述敦煌古藏医文献是当今尚存的最古老的藏医文献，至迟在７世纪就已形成。有学者认为它早于我国的《黄帝内经》，后者是起源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古医学佚书。〔１〕由此可见它在研究藏医史乃至中国医学史上所占的重要位置。
藏医的基础理论认为，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：“隆”（藏文略）相当中医的“气”或“风邪”；“赤巴”（藏文略）相当中医的“火”；“培根”（藏文略）相当中医的“水”、“土”。这三大因素支配着人体的七大物质（即：饮食精微、血、肉、脂肪、骨、骨髓、精）和三种排泄（即：大便、小便、汗）的运动和变化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三者保持平衡协调，并维持着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活动。一旦人体内部因素或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，就会使这三大因素产生失调现象从而引起各种疾病，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，在我们提供的古藏医文献“火灸疗法”中就已经有清楚的反映。据初步统计，Ｐ.Ｔ.１２７号卷子的４６条医方中有１４处提到“隆症”或因“隆”引起的疾病；Ｐ.Ｔ.１０４４号卷子的１９条医方中也有６处提到“隆”和“隆症”。由“赤巴”和“培根”失调引起的疾病，在Ｐ.Ｔ.１２７、１０４４两份卷子中也各见一条。
藏医理论除了三大因素之外，还经常提到“黄水”（藏文略），据《密诀本》〔２〕载：“黄水者是食物之微（营养）被胆变成红色体而成血，血中的残渣（藏文略，不知指何物）存于胆囊，又与胆的精华（胆汁）合成黄水。它遍布于肌肉、骨骼与腑脏各处，尤以皮下和关节处居多，总量为四藏合（藏文略）。”另《四部医典释难》指出：“黄水是血液残渣（藏文略）的红色液体与胆的精华液体混合而成，存在于皮肉之间及关节间的。”但从描述上看大体上可以理解为现代医学中的“胆汁”、“淋巴液”、“血清”、“组织液”等人体内的液体。关于“黄水”致病的原理，在《四部医典》的《密诀本》中也有专门的论述。而在我们提供的“火灸疗法”两份卷子中竟有１７处提到“黄水”引起的病症，从卷中可以看到因“黄水”积聚或流注到人的脑膜、心脏、肾脏、脾脏、上下肢关节、脊髓等部位即可导致各种疾病的产生。综上所述，“三大因素”论和“黄水”论实为藏医的基本理论和诊断学，这在古藏医文献中已有充分的反映，只是未能上升到系统理论高度，但它却为系统理论奠定了基础。 |
